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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古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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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元朝灭亡前的挽歌  

2009-06-23 15:52:00|  分类: 有感即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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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元朝灭亡前的挽歌

 堂堂大元,奸佞專權。開河變鈔禍根源,惹紅巾萬千。官法濫,刑法重,黎民怨。人吃人,鈔買鈔,何曾見。賊做官,官做賊,哀哉可憐。

    一提起历代的亡国之君,世人首先想起的,大概总是“荒淫无道”这四个字。夏有桀,商有纣,周有幽王,汉有桓、灵……似乎都验证了人们的想法。于是,在中国古代,百姓们虔诚地祈祷着唐宗宋祖的再世,期盼着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康乾盛世”的重现,并愤怒地谴责那些祸国殃民的昏君……

只是,历史真会如此简单么?

    其实这正中了那些修正史的史官们设的圈套(司马迁不在此例)。须知史馆是“国史馆”,史官是皇家史官,“吃人的嘴软”,他们多数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帮着自己的皇帝主子涂脂抹粉。他们竭力掩盖的真相是:所谓明君,不过是采取“养鸡吃蛋”政策的皇帝;而所谓暴君,也不过是采取“杀鸡取蛋”政策的皇帝。在“吃蛋”这一点上,明君和暴君之间,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史官们最怕世人明白:老百姓根本不必只扮演“下蛋的鸡”这一种角色;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——不幸的是,关于这一点,一直到西方的思想被引进之后,老百姓才懂得了。

    然而,即使如此,历史有时还更复杂些。历史上,有些皇帝确实诚心诚意地想将“鸡”养好,并曾为此殚精竭虑。然而,他们雇来的“养鸡人”(官吏),竟全是一群贪嘴的偷儿。于是,将鸡养肥的主意越好,偷儿们偷吃得越勤。结果是,存活的鸡就越少,终于到一只不剩——而等着吃蛋的主子也终于饿死。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——元顺帝妥懽贴睦尔,在治理黄河水患的过程中,便遇上了类似的事。结果,以亡国收场。

    今天,当我们翻开《元史纪事本末·治河》时,读到的是一段惊心动魂的历史:1335年12月,黄河在封丘决口;1344年正月,黄河在曹州和汴梁两次决口;当年5月,黄河又在白茅堤、金堤决口;次年7月,黄河在济阴决口;1349年,白茅河改道,向东流入沛县,黄淮之间顿成汪洋。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,百姓颠沛流离,饱受水患之苦。在此背景下,元廷先后三次就治理黄河水患问题进行了大讨论,并形成两派意见。一派以丞相脱脱和行都水监、古代著名水利专家贾鲁为代表。他们深刻地意识到水患对灾民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,将治河与防“盗”紧密相连,主张通过大规模的治河解决灾民生活,缓解社会矛盾,稳定元廷统治。用脱脱的话说:“事有难为,犹疾有难治,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,我今必欲去其疾!”另一派则以工部尚书成遵为代表。他从当时社会矛盾已严重激化的现实出发,指出:“济宁、曹、郓,连岁饥馑,民不聊生,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,恐后日之忧,又有重于河患者。”因而反对大规模治理黄河。

    从理论上说,脱脱等人的主张,似乎是一桩“养鸡吃蛋”的好事。然而事实上,成遵等人却更深刻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现实:残酷的民族压迫,沉重的经济剥削,官吏队伍从上到下的贪污腐化,整个政治制度早已陷入恶性循环,社会矛盾一触即发。以最重要的官员队伍为例。元顺帝即位时,权势最大的是伯颜。伯颜不光专权,还贪钱,“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”(《庚申外史》)。后来,伯颜被贬之后,有人曾做诗讥云:“百千万锭犹嫌少,垛积金银北斗边。可惜太师无运智,不将些子到黄泉”(《南村辍耕录》卷27《讥伯颜太师》)。不仅伯颜如此,当时的各级官员也都根本不知廉耻,只知巧立名目,大肆受贿:大官欺压小官,小官欺压百姓。据《草木子·杂俎篇》载,官员受贿竟有各种名目:下属拜见上司叫“拜见钱”,无事白要叫“撒花钱”,逢节叫“节钱”,上司过生日叫“生日钱”;正常办事要“常例钱”,迎送要“人情钱”,发传票要“赍发钱”,打官司要“公事钱”……元顺帝虽也曾想整顿好官员队伍,并派出肃政廉访司官巡行天下,试图做好反腐倡廉这篇在专制制度下的千古难题。可是,结果却适得其反:这些廉政大员到地方后,竟自带秤杆,检钞秤银,争多论少,以此作为评判官员称职与否的标准,直如自由市场上的小贩。当然,羊毛出在羊身上,最终倒霉的还是百姓。当时民间有诗,以官员出行和押解罪犯的开道锣鼓为例,挖苦这些官员说:“解贼一金并一鼓,迎官两鼓一声锣。金鼓看来都一样,官人与贼不争多。”——元朝的倒台,只是时间和导火索的问题了。

    然而,经过朝廷上激烈的讨论,元顺帝还是本着稳定统治的“良好”愿望,采纳了脱脱等人的意见。1351年4月,元廷征发各地共17万军民,以黄陵冈为中心,南到白茅口、西到阳青村,开始了大规模的治理黄河工程。

再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历史常识了。朝廷发的治河经费,被各级治河官员中饱私囊,修河夫连饭都吃不饱,矛盾进一步激化。韩山童、刘福通等人趁机在工地埋下一尊独眼石人,并四处散布童谣:“石人一只眼,挑动黄河天下反。”那年4月下旬,修河夫挖出石人,民心震动。5月初,红巾军起义爆发——正在治河工地上的大批治河军民,正好成为起义军的有生力量。17年后,元朝灭亡。

    旧时的史官们在总结元亡的教训时,常将治理黄河工程(史称“开河”)作为元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时人有《醉太平小令》曰:“堂堂大元,奸佞专权,开河变钞祸根源,惹红巾万千。官法滥,刑法重,黎民怨。人吃人,钞买钞,何曾见?贼做官,官做贼,混贤愚,哀哉可怜!”(《南村辍耕录》卷23《醉太平小令》),说的正是这段历史。然而,明初宋濂等人在编写《元史·河渠志》时就已精辟地指出:“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,皆由贾鲁治河之役,劳民动众之所致。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,实基于上下因循,狃于宴安之习,纪纲废弛,风俗偷薄,其致乱之阶,非一朝一夕之故,所由来久矣……设使贾鲁不兴是役,天下之乱,讵无从而起乎?”——在宋濂等人看来,元朝是死定了,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已。

    这种情形,古人称之为“积重难返”,今人称之为“越抹越黑”。总之,在一个政治黑暗、剥削严重、官吏腐败、贫富悬殊的社会里,在一种恶性循环的社会制度中,任何改革措施——哪怕是本意完全良好的措施——其结果都只能是更加充分地暴露该制度的弊病,从而加速该制度的灭亡。原因很简单:制度死了,即使圣人再世,终究回天乏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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